从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到有序复工复产，各地政府采取多种“硬核”措施保障民生稳定、恢复生产生活。“硬核”措施是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体现，后疫情时期，各地或将转向公共治理能力的竞赛比拼。
“硬核”背后的治理逻辑
今天的中国，地方间的“GDP竞赛”正在向“公共治理能力竞赛”转变，公共治理能力日渐成为衡量地方实力与形象的重要指标。一个地区公共治理的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程度越高，面对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越强。
各地在疫情防控中各出“奇招”，有土办法也有高科技。公共治理也讲究因时因地制宜。为防控疫情，一大批“土味”标语出现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群众表示，其中一些标语“话糙理不糙”，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将防控知识宣传到基层。
随着复工复产，人员开始频繁流动，多地启用健康码、健康动态观察系统等信息化技术进行居民健康信息的采集，比人工统计更高效准确。健康码在推行之初是一地一码，随着人员开始跨地区流动，各地健康码由于缺乏互认机制，制约着复工复产。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方面快速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健康码信息跨省互认机制，支撑跨地区互通互认功能，用科技手段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为防止疫情扩散，多地采取“史上最严”管控措施，处处体现出制度的刚性。而刚性之下，也不乏人文关怀所散发出的柔性。小区封闭后，有地方组织“流动超市”，进入小区配送物资。公共交通停运后，许多社区组织志愿者为出行的市民和上下班的医务工作者等疫情防控人员提供接送服务。
公共治理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政府包飞机、包高铁，采取科学合理方式接送员工返岗，北京、四川、上海等地纷纷出台政策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各地正在重启经济，促进社会各领域平稳发展。
“硬核”不是“硬来”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新发展理念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促使地方政府在提升治理能力上下工夫。但在疫情大考中，有些地方的公共治理暴露出短板。
在社区防控一线，基层防控力量不足、措施匮乏等问题频现。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二三十天没休息过，身心都承受着极大压力;有的工作人员过于注重效果而忽视过程，在劝诫、宣传等工作上简单粗暴，引发群众不满。
公共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不能非黑即白。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表示，应当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防控工作需要“两手抓”，切忌“一刀切”。有些地方思维过于单一，不考虑复工复产、人员流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些地方则为了推进复工复产，出台一些“刺激手段”。
武汉市民葛女士在外出旅行途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过治疗和康复后的隔离观察，她顺利出院。当她手握10份健康证明准备回家时，却在机场被拦了下来，原来她的健康码还未转换，机场工作人员只认健康码，不认医院和卫健委开具的健康证明。
西北某市为了刺激餐饮业复工，下发通知要求关闭单位集体食堂，鼓励干部职工到餐馆就餐。消息一出，引发群众的质疑与不满。鼓励餐饮业复工，本是暖心的利民好事，但是这种“一刀切”的粗暴措施，让人着实感受不到温度。
“硬核”措施不是“硬来”，政府采取硬核措施，是为了更好地为民解忧、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彰显行政权力。公共治理能力，体现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全方位提升地方治理能力
这场疫情无疑在倒逼我们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看谁的措施出台得更科学、更精准，给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多。更大的考试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社会运转逐渐恢复，如何满足群众积压的需求、保障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
首先，需要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入手。“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走向精准化的必然路径。”内蒙古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拓俊杰说，完善社区治理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特别需要发挥社会自治对公共部门治理的补充作用。此外，还要增强社区调解力，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心理疏导机制、纠纷调解机制，以绣花功夫补齐基层治理短板。
其次，用数字技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重大转型，实现公共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疫情防控过程中，大数据平台、信息监测系统等信息化工具，为疫情防控、民生服务提供有力支撑。但是信息化应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大量疫情防控工作还要依靠人工进行。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经过疫情大考，各地智慧城市的成色已然显现。未来，数字化将是大趋势，公共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必将加速前进。
第三，法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秩序保障。疫情防控中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多是没有坚持依法防控。因此，各地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的能力。同时，从政府到个人的法治思维也应该不断提升，强化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意识。通过立法形式巩固改革成果、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治理、以遵纪守法维护自身权益，以此提高整个社会公共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4期）
